图片：1968年，北大荒，机耕队“早请示”

“请罪”一词，《辞海》有两种解释：一是“自认有罪，请求惩处”，二是“请求免罪”。另有词典作“道歉”解。总之，不论怎么解释，“请罪”都是一个人在自认有罪或犯了错误之后，自愿做出的行动。

请罪的故事，史书多有记载，而战国时期赵国的老将廉颇向相国蔺相如负荆请罪的故事流传最广。不过廉颇的请罪，其目的主要是道歉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请罪，曾被全国的革命派作为一种批判、惩罚“阶级异己分子”的辅助手段广泛采用之。而需请罪者之多，当以百万计。与封建社会的官民请罪有所不同的是，那些被定为“罪人”的共和国公民，均是被人强迫请罪，绝大多数人并不自认有罪，而且根本无罪。

“文革”期间的“罪人”们，不是向某个官员请罪，因为那时的官员大多已成为“走资派”，被划入“罪人”的行列。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千百万“罪人”，只向一个人或曰一尊神——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。毛主席住在北京清朝皇帝住过的大院里，不可能到全国各地接受这些“罪人”的请罪。于是革命派便以领袖像代替领袖本人，让一切“牛鬼蛇神”向“宝像”“自认有罪，请求惩处”。

请罪的形式为全国大一统，即令“罪人”跪在领袖像前，口陈罪行，磕头谢罪。自此，废除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跪拜叩首之礼，又在中国风行起来。当然，行此“礼节”的，只限于“罪人”。请罪的时间与地点无一定之规。开始只是批斗会上有令“罪人”请罪一项，批斗者在宣布被批斗者的罪状之后，高喝：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！”面对革命群众的“罪人”闻声，立刻转身向主席台上的领袖像扑嗵跪倒，自陈罪行，嘭嘭叩首。有不愿磕头者，革命派便揪着他的头发，往地上猛撞。当时有口号曰：“反动派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”“罪人”无声的抗议，其下场即使不致灭亡，也要额头青紫，或血流满面。

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，请罪的场合也不限于批斗会一地。革命群众在向伟大领袖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（当然只能向“宝像”请示、汇报）时，“罪人”们被勒令恭候于门外，革命群众背完“老三篇”，唱过“语录歌”，跳罢“忠字舞”，便高喝：“某某分子，进来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！”于是“罪人”便战战兢兢进入屋内，诚惶诚恐地在“宝像”前跪下，行他每日必行的“大礼”。后来，革命派又出新花样，将路口街边作为“罪人”集体请罪的地点。勒令“罪人”们按时到指定地点请罪。“罪人”请罪时有“群众专政战斗队”的队员手执红棍子在一旁监视，并担任司仪之职，高喊：“请罪开始”、“请罪完毕”。十几个或几十个“罪人”，随着“红棍子”的喝令声，面对挂在墙上的“宝像”齐刷刷跪下，口中喃喃，磕头有声，然后挂着写有各自“罪名”和姓名的牌子，面向街心列队示众，成为街头一景，吸引广大革命群众围观。但这也只是令人们新奇于一时，几天之后，便无人驻足观看，只剩下“罪人”们在那里跪下、站起，冷冷清清地举行请罪的仪式。

温和的革命派，对待请罪的“罪人”，只是让其在“宝像”前下跪磕头而已，激烈的革命派就不让“罪人”们舒服行事了。有的人在地上撒上一层碎碗碴，令请罪者跪于其上。“罪人”若是穿着厚些的裤子，倒还可以忍受，若只是穿一条单裤，膝盖便如针扎刀割。某地有一“罪人”，在膝盖上套了一层棉垫，以减少痛苦，不料被革命派发现，将他打得皮开肉绽，肋骨也被红棍子捣断两根，当场昏死在“宝像”前。待这个“罪人”伤好出院后，革命派强令他裸着双膝，在碎碗碴上跪了两个多小时。请罪结束后，他已不能站立。当旁边的“罪人”将其搀扶起来时，只见他的双膝鲜血淋漓，一些碎碗碴已刺入肉中，他膝下的土地及碗碴也被血染红。但是，这种惨状，并没有使挂在墙上的“宝像”改变他那慈祥的笑容。